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9日在博鳌论坛上表示，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常规的货币政策。他认为，当前中国的利率还没有到“零下界”，货币政策还有调整的余地，既包括数量方面，也包括价格方面。
至于如何综合运用，他认为，这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，要特别关注通缩风险。
以下是他讲话的要点：
1，口风悄变：从“关注物价变化”到“必须警惕通缩”
周小川在谈及中国下一步举措时提到，下一步中国会非常谨慎地关注和追踪全球经济走势，包括通货膨胀在下降，大宗商品价格在下跌，中国经济增长也在有所放缓。
“中国的通货膨胀也是在下降，因此我们必须要谨慎、警惕看一下通货膨胀趋势是不是会继续持续下去，是不是会出现这种通货紧缩的情况。”他称。
中国2月cpi同比上涨1.4%，ppi同比下降4.8%，连续连续36个月为负且跌幅扩大，创下2009年10月来新低。
其实在两会期间周小川也谈到了通胀的问题，当时他的表述是，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比较大。因此，可能对于物价的变化，既要给予足够的关注，同时也要把观察的时间段放长一些，趋势性放长一点来估计，同时要慎重。”
此外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也提及中国是“被通缩”，“对这种‘被通缩’的问题，我们有应对，也有进一步的准备。”
《北京商报》称，在经济持续下行，通缩苗头显现时，周小川对于通缩表态的微妙转变也寓含深意。
其援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的话称，周小川态度的转变说明央行正在高度关注通缩风险，政策面肯定会有一些调整，会有进一步宽松政策的举措。
中金亦点评认为，周小川此番言论是非常重要的鸽派信号，历史上每当一位央行行长如此强调通缩风险时，都意味着一连串强有力的宽松政策将至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稳增长政策工具箱或将再次打开。《经济参考报》今日报道，在第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之下，中央或即将推出新一轮的稳增长政策。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与地方较为一致，主要将强调增加有效投资。基础设施领域，尤其是环保、水利、交通、通信四大领域依然将是重点。
2，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是非常规的
周小川表示，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是非常规的，但是有一些逆周期量化操作的经验。他所说的经验主要是指2002年至2008年，以及2008年底至2010年两个时间段。
2002年到2008年期间，中国开始出现非常高的经常账盈余，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。“在那个时期，中国货币政策通常使用量化、定量的对冲来实现市场的稳定性。通过实施一系列改革，包括外汇改革、汇率制度改革、放开贸易投资，逐步地减少经常账户顺差。”周小川说，现在顺差已经从gdp的10%降到了gdp的2%，所以逐步地退出了那个时期的非常规货币政策。
第二个阶段始于金融危机。“在2008年年底到2009年，一直持续到2010年年初，在这个时期中国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。”周小川指出，那个时候货币政策连同财政政策，一起来实施这种扩张型的效果，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。
“这些刺激措施的剂量是前所未有的，但是货币政策的概念上还是常规措施，即实现逆周期。”周小川说，“中国经济经历的这两个阶段，在我看来还是常规性的货币政策。现在进入新常态的阶段，一方面要实现利率自由化，另一方面改革金融市场，依赖于一系列的价格工具，也包括数量工具，这些都是常规的方法。”
3，货币政策主要基于国内经济
对于中国是否会采取西方的量化宽松政策，周小川回应称，中国货币政策取向主要还是基于对国内经济的判断，包括对结构调整、经济进入新常态状态的判断。中国货币政策有调整的余地，既有价格方面的调整余地，也有数量方面的调整余地。
“我们不是在零下界的区间里面，所以可以运用综合手段来调节经济，不能说别的国家怎么做，我们就有压力。”周小川说。
此外，他承认，近期央行向市场定量注入流动性，其资源分配效果还需要观察。“货币政策效应往往有较长的滞后，看效果要有耐心。”
4，基本可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
周小川还明确表示，中国能够基本上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。
从1996年中国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以来，就一直在不断地改进外汇市场的管理规则，逐渐地减少过多的行政管制，然后逐渐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。但中间有两个波折，一是亚洲金融风波，一是国际金融危机。
他指出，“出问题的时候大家忙着先处理危机，再就是有些问题借机会好好想想。经过这么多年以后，我们今年有希望对外汇管理条例，就是对中国外汇方面的法规，做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。这样可以从新的规则上来讲，我们中国能够基本上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。”
一周前，周小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，今年将努力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，具体改革措施包括使境内境外的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，资本市场更加开放，并根据人民币变成自由使用货币的框架来审视和修改《外汇管理条例》。
不过，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后，会不会出现资本异常流动的问题，周小川表示，“这确实是我们需要倍加小心的，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。”
